專訪丨北京大學金融專家竇爾翔:以金融創新服務中國產教融合

2019-09-10 16:03 首頁 > 學術中心 > 最新觀點 > 來源:世界教育信息微信公眾號
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其中在強化金融支持方面做了詳細的規定。為深入解讀相關政策,本刊對竇教授進行了專訪。

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其中在強化金融支持方面做了詳細的規定。為深入解讀相關政策,本刊對北京大學軟件與微電子學院金融信息工程系竇爾翔教授進行了專訪。

教育TEFU為全球教育創新提供土壤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竇教授,您好!很高興您能接受本刊的專訪。首先,您作為知名教育金融專家,成立了TEFU聯合實驗室,請您介紹一下該項目的情況,以及金融支持產教融合方面的實例。

竇爾翔:我擔任過歐洲大學北京分校的金融創新課程的授課老師,也是該學校兩位博士生的導師之一。我發現該校最大的特征就是學與用深度結合,學生大都是產業方面的精英,具有深厚的業界經驗,都擅于在自己成長、工作過程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希望在學校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

該校的課程設置集中體現了學生的訴求:一是理論性、政策性與實戰性的深度結合;二是前瞻性和創新性的結合。授課教師都是理論、政策或業界某一領域的佼佼者。上課方式也靈活有效,包括講授、討論、游學、參訪、案例分享、身份模擬等,注重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來搜集資料、調查研究、理論推演、模式創新等。教師和學生深度互動,始終將產業問題和理論求解密切結合。這樣既易于從產業實踐中提煉出可普適化的重要元素加以研究,也易于經典理論通過當前實踐現象被通俗地理解,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我覺得該校在人才培養的風格和措施上具有很強的產教融合特征,這是我成立TEFU聯合實驗室的實踐背景。

我成立TEFU聯合實驗室的理論背景是我對教育不斷進行升維研究,直到找出了教育發展的高維模式,即TEFU模式。我小時候上學時的教育資源不足,因此對于一個人成長需要哪些資源,我有一種本能的思考。那時擔任學生干部的我,特別愿意給老師提一些關于提升學習效率的建議,因此關于什么是有效率的教育我也有著長期的思考。隨著我對經濟、金融課程的學習,我將經濟元素引入教育研究中,發現教育必須與經濟發展相結合,這其實是產教融合的經濟學基礎。當我將金融元素引入教育中時,我深切地體會到教育是一個“投資”的過程,成長是一個“合伙”的過程。我在這一領域完成了教育部的三個課題:教育金融制度創新、教育金融抑制問題、教育國際化與國際教育金融。我所在的系是金融信息工程管理系,我將信息元素引入金融和教育,試圖打造“教育的信息化+金融的信息化”。至此,將教育比作一種孵化產業的上游行為,利用信息化來提升教育效率、降低教育風險,通過金融制度來解決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通過信息化與金融的聯手進一步提升教育金融的效率,形成了“一體兩翼”的教育發展新模式。該模式下,教育以及參與教育的信息提供者、金融提供者互相融合、互相支持,所有的參與力量幾乎都獲得了“成本最低、效用最大”的效果。整個模式具有深刻的共享經濟特征,這已經遠遠超越了產教融合的目標。鑒于發展教育TEFU模式能帶來較好的效果,我決定將該模式加以推廣,讓更多的教育機構、教育參與者分享該理論帶來的益處,也希望籍此引起教育部的重視,作為一次教育模式研發和一種教育“特效藥”的“臨床試驗”。我希望國家、教育部、平臺企業、教育供求雙方等所有教育利益相關者能早日體會到TEFU的理論和方法,為中國乃至世界的人才培養、繁榮發展和文明建設貢獻力量。

歐洲大學北京分校的辦學理念與TEFU的理念相吻合,具有不斷發展的潛力和張力。校長孫焰女士擅于接受新理論、新事物,為TEFU理論模式提供了良好的試點土壤。我十分愿意與歐洲大學北京分校達成共識以構建TEFU實驗平臺。同時,這也是教育部委托我所做的國家級重大課題“教育國際化研究”的“沙盒試驗”,期待為國家早日獲得全球教育創新的自主知識產權貢獻力量。

金融利用信息技術創造的信用資源

為產教融合提供金融福利

《世界教育信息》:金融在產教融合鏈條中有哪些服務的價值點?

竇爾翔:我所說的產教融合都是基于TEFU理論的產教融合。因此這不僅僅是簡單的產業與教育兩方面的融合,實際上產業與教育的融合已經達到了“三維四面五螺旋”的程度,就我的研究而言,這種程度可以表現為29791種模式。產教融合其實是處在TEFU的“產業生命鏈”中,該鏈條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基于教育業的“教育產業生命鏈”,由兩個與教育產業相關的鏈條組成,一條是“教育產業孵化鏈”,另一條是“教育產業供應鏈”;另一類是基于一般產業的“非教育產業生命鏈”,在該類型下的教育是為非教育產業服務的一個環節,由包含教育環節的“產業孵化鏈”和“一般的產業供應鏈”兩個鏈條構成。

產教融合實際包含了兩個意思:一是教育在“孵化鏈”中與產業的融合,比如教育必須培養出三類人才,即執行類(操作型)人才、創新類(研發型)人才、創業類(整合型)人才,為新企業的誕生提供基礎和前提;二是教育在“供應鏈”中與產業的融合,對于成熟產業的上中下游企業而言,教育要與之深度呼應,為這些企業的繁榮和經濟發展服務,形成“以銷定產”的人才培養機制。目前我們強調的產教融合主要是第二類。

在TEFU理論下,金融在產教融合鏈條中還有兩個維度的價值點:金融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給予“道性”和“德性”好的交易主體金融福利獎賞。“道性”包含兩個層面,一是使用價值,即商品與服務,二是交換價值,即融資能力。另外,金融利用福利創造信用資源,從而為交易各方提供福利,并通過結構化制度將授信資源分享給更多有授信能力的資金提供方。

通過TEFU金融模式,我們想改變之前“教育金融貧瘠”的現狀,通過教育金融壯大教育需求方的合伙人團隊,從而打破“教育家庭貧富決定論”,完善教育需求方的成長鏈,補齊甄別、決策、配置、實施、上市、重置等教育環節,提升教育需求方同家庭、學校、工作機構的談判力;通過TEFU金融打通產業孵化鏈和產業供應鏈,充分發揮信息技術對于產業的導航功能,提升教育產業的效率,降低教育產業的成本和風險。為什么金融有如此的威力?因為金融投資的決策依據的是估值原則,而估值是所有主體的勞動進行比較的共性。

根據多年的研究,TEFU模式目前是教育發展的理想模式。它可以同時解決兩種教育公平問題:一是基于教育資源匱乏所產生的教育不公平問題;二是因為教育不能匹配學習者的潛能和興趣而產生的資源浪費問題。我希望TEFU模式能給學習者帶來幸福,給國家和人類帶來幸福。

我國產教融合金融支持存在諸多中梗阻

《世界教育信息》:當前產教融合金融支持層面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竇爾翔:目前,國家主管部門已經頒布了一系列促進教育資源有效配置的政策,《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中已經細化到重點分工的程度。各地也因地制宜做了很多探索,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以TEFU模式為藍圖的話,我們還能獲取更豐富的關于產教融合的思維資源。思維資源是寶貴的“生產資料”。如果我們將TEFU模式看做是教育發展的一種制度技術,讓它去回望、引導產教融合,那么產教融合將會得到更加充裕的政策支持和更加高效的運作機制。

第一個問題是缺乏“學研產”的產業孵化鏈思維。如上文所述,從邏輯上而言,人類社會中的產業都源于創業,而創業的上游核心價值來自于創新成果,創新成果可以回溯到“學”這一人才培養環節,我們俗稱其為教育。所謂“學研產”中的產教融合,指的就是產學融合,這表明要強調“學研產”融合中的先后邏輯順序。產教融合從局部和特定任務來說,屬于“學研產”這一產業孵化鏈的三個環節性元素中兩個元素的組合,對于完成階段性任務、解決階段性問題起到精準定位的作用。但是突出重點的前提是要有“學研產”的系統性思維,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對產業孵化鏈的思考還不夠深入。

按照“學研產”思維,人才既是產業供給的起點,又是產業需求的終點,顯然“人是”千產之本、萬業之源。這要求我們從人的幸福出發,來考慮人的供給與人的需求。人要幸福地供給,也要幸福地需求。因此,人們在供給的時候,一定要堅持所愛、所能,就是滿足了供給者的所需,同時供給的人要適度估計另一部分所需者的所愛、所能,合在一起就是“愛能需”原則。

第二個問題是產融結合的運行成本高、風險大、效率低。人才培養環節,按照“愛能需”這一原則,結合產業孵化鏈思維,人才可以被分為操作性、創新性、創業性三類。嚴格來講,只要按照人的本性去培養,所有人就可以在學習和工作時進入“心流”狀態。這個過程已經滿足了所有人的需求,加之供給創造需求的規律,供給的提供者也將是幸福的。但即使要考慮到產品和服務需求者的偏好,也應當首先遵循供給者的偏好,是基于供給者偏好與需求者偏好的有序疊加。

目前的產教融合有多種表現形式,雖完成了一定的目標,但仍存在不盡人意的地方。第一種是產教融合研發模式,主要包括技術轉讓、技術咨詢與交流服務和共同參與產學研聯合開發工程。它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缺乏創新的紐帶功能,高校創新的最大問題是在圍繞教學的研究中基礎研究居多,面向產業的創新不足,導致了產業需求與高校創新供給的錯位;二是高校的工作者與模式開辦者未必按照“愛能需”的原則工作,在心流效應失效的情況下,難以有頂尖的研究成果。

第二種是產教融合共建模式。學校與企業以共建研發機構、共建經濟實體、共建人才培養基地等方式,將項目、資金、技術、人才、科研成果等創新要素進行共享及組合,進而產生創新力來穩定二者間的合作關系。這種模式實際上屬于一種新機構的建立,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往往能取得值得關注的研究成果。但是機構往往會出現用人問題,有時是用人唯親,有時因為合作者同屬于高校工作人員,他們被其他瑣事所打擾,未必能專注于研究中。如果機構能以股權為紐帶做到機構和人員關系的雙重獨立,就能保證“共建體”的相對獨立、高效的生產與運營。

第三種是項目牽引模式。地方高校除了加大校內項目資金支持力度、提高科研能力外,還爭取申請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重大課題項目,或參與當地企業承擔的國家和地方的重大項目。這種模式難以算作產教融合的典型模式,不過是高校人力資本的運用而已。這種方式本來就要堅持“愛能需”的原則,即便是當地政府和企業的任務,也應當在考慮成本的基礎上在人才市場中尋找最能研究出成果的人員以交付重任。

第四種是人才培養與交流模式。高校與企業相互融入,共同介入人才培養的全過程。二者通過高校教師擔任企業顧問或掛職、企業人員在高校任教、共建長期穩定的教學實訓基地等方式在人力資源層面進行交流與互動,以促進雙方知識共享、交流與創新。這種合作對于那些綜合類院校與注重基礎類研究的學校未必有效。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地方,應當作為主動方參訪體驗各類企業,但在過程中必須符合企業的生存原則,企業沒有義務承擔此類任務。

第三個問題是學生沒能被成長資源有效投資。嚴格地說,以上所說的四類模式都是有效用的,也都是可以自然發生的,但是當我們用口號、政策、責任去驅動時,就會產生成本風險和收益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是教育需求方沒有足夠的教育選擇權,學生一直處于被錯配的境地下。

在人類文明體現為經濟發展、制度設計以及“身心靈”各方面有所提升的情況下,人的發展就是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人本身可以被當作可投資的“物”看待。但現實中,尤其是中國,人們卻往往很難把自己當作投資對象,因而自己、家長、家庭往往做出有悖于“對人的投資”理論的行為。這種情況表現為人們缺乏擴大自己投資人團隊的意識,市場和政府也缺乏向自然人進行投資的意識和制度設計。

由于個人缺乏成長資源,學習者缺乏同家長、學校和政府的談判能力,只能接受現有的以政府投資為主體的教育模式。窮人表現在教育資源總量不足,而富人則是教育資源結構不合理。總體來說,幾乎所有人都沒能享受到高質量的教育服務。教育是教育需求方的產物,產業是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因為教育需求方沒有足夠的教育資源支付能力,導致教育水平不足,人的才能因此沒有得到深度挖掘。

第四個問題是學校對人才培養的壟斷阻隔效應。從教育供給方來看,由于我們部分教育者缺乏對支付能力的認知,不能帶動“學研產”上中下產業鏈條的發展。這是政府出資的教育模式產生多重不良效應的原因。這種不良效因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是政府“被迫”成為了教育的壟斷者。教育作為“學研產”上中下供求鏈上的一個環節,既是學習者的需求對象,也是企業的需求對象。這是教育稀缺性成倍增加的原因所在,教育成為橫在學習者和企業之間的一座“大山”。一方面入學由教育說了算,另一方面畢業由教育說了算,這是“慣壞”教育或者說讓教育“懈怠不振”的邏輯原因。

二是學習者的成長被嚴重割裂。目前,以學生為中心的思想只停留在部分高校,大多數學校仍簡單地以分數來確定教育資格,從而影響不同高校的工作品質。以分數層層錄取學生的做法造成不同年級的學習者被“一刀切”般的割裂,讓所有人的成長幾乎都同質化地沿著一個個臺階爬升。這造成了成長者在“六胎生命周期”(包括擇胎期、娘胎期、家胎期、校胎期、工胎期和老胎期)中的短期規劃與長期規劃的脫節,并且造成了學習者的學習、工作與收益標準的嚴重割裂,不能將過程、收益都統籌到幸福上來。

第五個問題是缺乏整合性教育資源的配置平臺。教育是供需雙方的“交易過程”,教育需求方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資源,教育供給方也需要力所能及地向學習者提供內容。依附于供需雙方的教育則可以看作是其個別環節的“外包”,這需要統一的教育資源配置平臺。

目前的教育資源是割裂的:一是學生被行政區劃割裂,不同的行政區錄取分數不同,連上小學都存在跨行政區方面的困難;二是教師以高校為單位聚集,跨校流動是件非常困難的事。這兩種割裂歸根到底是由過去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決定的,但是現在的中國教育資源的稀缺性則大大下降,中國已經到了需要利用教育平臺挖掘教育潛能的時候。具體來說,就是在教育主管部門和教育資源之間構建一個平臺,由這個平臺反映教育主管部門的部分監管意圖,也充分發揮教育資源的市場特征。這個平臺實際上是政府與市場雙方部分意志的整合,是一種新型的政府市場合作模式在教育領域的應用。

在“安全性、盈利性、流動性”原則下,高效利用資金支持產教融合

《世界教育信息》:您認為應該怎樣利用中國政企合作的投資基金、國際金融組織和外國政府貸款,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產教融合項目建設?

竇爾翔:毫無疑問,資金是教育發展的前提,但是所有的資金都要符合“安全性、盈利性、流動性”這三項市場原則。只有這種市場化的資金才能為教育提供足夠的約束力,讓教育遵循“風險、成本、收益”的原則,在這樣的資金保障下的教育才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在現行體制下采取“支持”的機制,將可能出現公共資金的誤配。如何既利用現存的這些資金,又讓這些資金在市場原則下得到高效率的利用?解決辦法就是在這些資金下面,找一個有效的資金作為劣后者或者擔保者。這個劣后者,就是TEFU模式中作為開域之人的域金融。域金融資金的最大特征就是智慧性,能分清用資對象的優劣。

第一,域金融資金不僅投資于教育供給方,而且熱衷于投資教育需求方。產教融合項目究竟屬于企業、教育機構,還是教育需求方是難以劃分的,但是域金融資金的投資對象很明確,它更希望投資于教育需求方,只有投資于一個不受人監督的、能在未來成為人才的對象,并在此基礎上支持那些為未來人才服務的教育機構,我們才能達到產教融合本來想達到的目標。

第二,域金融資金不僅注重防范在投資中的風險,而且注重資金使用對象的成長原則。對教育需求方的資金使用保持足夠的反制力是金融的基本原則。但是中國模式的金融還應當上升到“正義層次”,這個“正義”體現為以“愛能需”的原則篩選投資對象,為其組織起足夠的教育資源,并提供工作機會。

第三,域金融資金不僅關注教育階段,更關注人的成長。很多人將“終身教育”理解為終身學習,總是圍繞正式教育制度安排轉,造成其理念停留在淺層次階段,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站在學習者的視角來思考。其實將它換為“終身成長”一詞會更有意義,也更有操作性。這樣教育階段的伙伴關系將會無限延展,直到學習者的老年階段。機構可以根據大數據優勢為學習者提供婚戀、工作變動、養老理財等一系列有效的服務。

第四,域金融資金為國際資金的使用提供適當防線。國際資金往往夾雜著一定的除資金成本以外的合作要求,而中國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又需要這種國際化資源的配置。域金融資金不僅可以保證資金和教育雙方的風險在合約層面上得以規避,還能夠提升到“正義層面”,按照戰略部署完成中國教育發展的使命。

銀行資金作為市場化的“風險厭惡型資金”

參與產教融合需要多重保障

《世界教育信息》:如何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創新服務模式,開發適合產教融合項目特點的多元化融資品種,以做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下的配套金融服務?

竇爾翔:國內外銀行的資金是一種典型的市場化資金,但也是一種典型的“風險厭惡型資金”,要讓銀行參與普惠金融運動,銀行必須考慮“均衡反制力”原則。

我以TEFU模式為例。TEFU模式下的域金融通過域福利的生產,為平臺中的交易主體生產了粘性。平臺粘性帶來了“小系統信用資源”,為銀行資金提供了轉換的確定額度。這樣,域金融對域信用主體有足夠的反制力,這成為域金融利用劣后安排同域外供資主體分享優質信用資源的前提條件,也為銀行提供了寶貴的無風險供資機會。

有了域金融,第一個受到吸引的是慈善資金。目前不少慈善基金會失信、失靈,成為令人惋惜的“制度損失”事件。而TEFU模式以“道”和“德”為依據,是對域金融的強大背書;劣后和擔保機制,則是對慈善資金的合約背書,可以解除好心被利用的煩惱。慈善資金在劣后層面上的加入,使得銀行資金獲得“無風險時慈善資金不參與收益分配,有風險時慈善資金立刀橫馬”的制度效應,確保了銀行資金的安全性。

其實,作為一種運作平臺,TEFU模式既完成了政府想監管而難以完成的監管任務,又能反映政府的意志,為政府的教育發展提供資金。因而從產業政策意義上來說,政府也愿意承擔提供劣后資金的角色。但是域金融具有擔當意識,把政府資金變為劣后資金后,極大地提高了政府資金參與的積極性,擴大了參與規模,延長了參與周期。按照順序,政府資金還可以在銀行提供“教育公益創投資金”前進行劣后準備,這樣銀行資金的安全性將得到多重保證,參與TEFU模式的積極性、規模、周期也將得到大大提升、擴大和延長。

金融投資實訓基地項目需要

以市場化的交易為前提

《世界教育信息》:應該如何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在資本市場進行股權融資,發行標準化債權產品,以加大產教融合實訓基地項目投資?

竇爾翔:在沒有風險分層組合的條件下,傳統金融活動的普惠性、原則性和正義性無法體現出來。TEFU模式的域金融模式,就是為了利用不同投資主體的資源,通過合作消除金融活動中信息的不對稱,從而實現成本、風險、收益共擔,達到金融交易均衡量的最大化,金融交易雙方的匹配性,金融交易的便利性、快速性、安全性,并實施完成TEFU模式對教育交易主體、教育產業鏈的管理職能。TEFU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為金融提供了體系,這個體系包括兩大部分,一是金融服務的對象,二是金融服務的決策手段,二者保證了金融的“三性”原則。

教育域金融的第一種劣后安排,即作為一種債務對來自銀行的“私債”的劣后。這種劣后所起的作用在于對來自銀行的債務起到風險分擔的功能,也是對教育利益相關主體的信用背書。這種信用風險分擔和信用背書使得系統性信用資源,即純信用金融得以繁榮,讓教育金融遠離“嫌貧愛富”的、老舊的、重資產式、低額度的金融。盡管傳統的標準化債權也是一種純信用金融,但與教育域金融的重大區別在于其融資方缺失了反制力,既沒有傳統的小系統信用資源型反制力,也沒有劣后反制力,容易出現違約的可能。因而任何教育機構發行標準化的債權產品,其前提就是保證融資方反制力的存在。從現實來看,在劣后反制力的作用下,域金融是最好的教育金融劣后工具之一。

那么如何提升域外股權投資者對域內教育相關主體進行投資的反制力呢?我們仍然可以用劣后的方法,但由于域外投資工具的股性特征,劣后于股的只能是股性工具,因而我們需要用“股性域金融工具”對域外的股性教育金融合約進行劣后。

有兩種可以靈活變通的方法:一是使用教育域的股性金融工具與域外的債性教育投資者形成“債+股”式金融;二是不管運用什么組合,域內的教育需求方,即學生或者學習者都可以獲得各種金融合約,即“非標債”“非標股”“標準債”“標準股”等組合。

總之,所有相應的金融政策都必須以市場化的交易為前提,產教融合也不例外。傳統的金融之所以對教育行業,尤其對教育需求方諱莫如深,關鍵的原因就在于投資者考慮到教育行業的風險大、成本大,但收益小。如果采用行政性方法支持產教融合項目或者教育相關主體去發行股權或者標準化債,則可能帶來重大金融隱患,也不符合目前國家的“去杠桿化”、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等調控形勢。唯一的辦法就是調動市場機制,通過利用金融原理形成結構性金融產品。

重塑師徒關系引入金融因素

將大大降低學生面臨的各種風險

《世界教育信息》:在“加快發展學生實習責任保險和人身意外傷害保險,鼓勵保險公司對現代學徒制、企業新型學徒制保險專門確定費率”方面,應該采取哪些措施?

竇爾翔:2014年教育部正式提出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工作,“旨在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進一步完善校企合作育人機制,創新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通過學校、企業的深度合作和學校教師、企業師傅的聯合傳授,向學生提供以技能培養為主課程”。現代學徒制更加注重技能的傳承,由校企共同主導人才培養,設立規范化的企業課程標準、考核方案等,體現了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

現代學徒制是“現代”和“師徒制”兩個詞的組合。師徒制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出現了。在傳統的師徒制中,師父不僅是徒弟的老師,要教授技藝,還應擔起父親的責任,兼顧照顧徒弟的生活;而徒弟對待師父則要像父親一樣尊敬,免費為師父工作。這種沒有血緣卻勝似血緣的關系,讓師父與徒弟往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雙方歸根到底還是在商業與利益上的合作,所以有“教會徒弟餓死師父”的說法。現代師徒制則主要強調“校企雙導師”、規范化的課程體系,去掉了傳統師徒制下雙方繁瑣的義務。

傳統職業教育的育人責任、實習責任、人身意外傷害、就業風險等的承擔主體明晰,均由學校承擔,但是現代學徒制是校企共同負責培養、共同承擔風險,因此會出現責任不清的情況。這時費率的確定就能很好的解決這種情況,而且要在其相關的費源和責任人上做文章,比如利用人社部對現代師徒制中的每一名學生補貼4000~6000元作為費源。另一個辦法就是重塑師徒關系,將古代師徒關系中的商業關系上升到金融關系,通過股性金融紐帶擴大學生的“成長合伙人”范圍。我以《教育金融制度創新》中第九章第三節所提出來的“反哺式公益基金”為藍本,將學校、教師、師傅等三大主體與學生的母校、師傅關系加以提煉,將雙方關系塑造成股權投資人與被投資人的關系。一旦這種關系確立,雙方的利益得以捆綁,股權投資人都會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盡力去關懷學生,使得學生面對各種風險的程度大大降低。至于人生意外傷害險,人社部可以代表國家為所有現代師徒制的參與學生提供統一保險。

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教育平臺的生產者

和全球教育交易的“助產婆”

《世界教育信息》:新時代中國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竇爾翔:十九大報告表明中國必須告別粗放發展模式,進入一個高質量的發展時代。中國將為全球自然技術和制度技術的創新,為新產業新企業的孵化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將倒逼中國通過分門別類的精細化教育培養工匠人才、創新人才和創業人才。

中國教育要盡快吸收古今中外教育研究與發展的先進元素,形成自己的人才培養模式,為本國與全球作出具有激勵相容性的貢獻。該模式有如下五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愛能需”原則。該原則主要為了彰顯人的終極目標──幸福,而實現這個終極目標的過程本身就是完成一個接一個的中期目標,其操作方法是保持這個過程的持續性。“愛能需”可以產生持續的“心流”狀態。這要求所有從事教育行業的人重新審視和評估現有的教育制度,捫心自問是否違背了“愛能需”的原則。

第二,人業鏈視角。這是對人生過程的階段性劃分,每一階段都有每一階段的稟賦特征和成長特點。“六胎生命周期”中,高校只是“校胎期”的部分內容,而“校胎期”是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可見如果不能正確引導學校教育,它就不能健康地引導人成長,我們必須為之反思。

第三,教育鏈意識。教育鏈是人業鏈的一個縮影,正確的教育鏈是完整均衡的:教育對象的甄別、決策、資源配置、過程實施、上市和重置這六大環節中,每一環節的花費成本帶來的邊際效應應該相等。然而,現實中則違反了這一原則,教育連環不是殘缺就是弱化或者不均衡,這一點必須引起重視。

第四,人企鏈思維。人要過得幸福,必須要滿足“身心靈”上的需求,因而一定要超越“逐資源而居”的采集狩獵型生活模式,采取“以企業聚集生產力”的分工協作型現代生產環節,因此能滿足人們生活需求的企業才是最關鍵的。人的幸福水平取決于創新人才的研發能力和創業人才的孵化成果能力。

第五,TEFU模式。只有將TEFU模式中的產業具體到教育中,才能通過教育產業生命鏈來完成人的教育與企業之間的聯系,通過教育信息技術鏈來解決教育產業生命鏈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教育金融制度鏈來解決教育產業生命鏈中的資源稀缺問題。

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教育平臺的生產者,也是全球教育交易的“助產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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